国际油价下跌之路-国际油价跌幅扩大
1.石油带不来富裕?
2.我国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是什么?
3.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耐心人士帮我说明一下 谢谢
4.高分求论文。。1500字。。急。。急。。。
石油带不来富裕?
石油储藏量和产量高的国家似乎都应该生活得非常富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呢?
在如今油价居高不下的时代,像沙特、科威特那样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自然是富得流油,不仅王室大臣们挥金如土,普通百姓的日子也是有滋有味,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医疗、教育等等支出全部由国家负担。
可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并没有变得更加富裕,反而与贫穷、落后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如影相随。这是怎么回事呢?
石油没有带来富裕
非洲的尼日利亚是世界上第八大石油生产国,非洲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250万桶原油,目前石油出口量是世界第六位。过去几十年,“黑金”为尼日利亚带来超过4500亿美元的收入。按理说,这样一个国家,在全世界石油价格暴涨的情况下,它的人民应该过着不错的生活。但现实是,它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公共基础设极度不完善,失业率高达50%,70%的人生活在每天1美元以下的水平。而且还政府不稳定、权力腐败,常常导致军阀混战。
尼日利亚虽然每天都在产出大量原油,但它却是全世界汽油短缺最严重的国家,自身的石油产业非常落后,炼油厂破败不堪,运输管道年久失修,储运成本高昂。在尼日利亚,加油站没有汽油可卖只能早早关门,几千辆失去动力的摩托车堵塞了交通,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
这种现象并不是只非洲有,南美的委内瑞拉也是一个例子。委内瑞拉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原油产量居南美洲的前列,每天出产近300万桶原油,但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却不大乐观,委内瑞拉国民收入的80%以上要靠石油,其他的工商业极度萎缩。1970年,委内瑞拉正因为发现石油而突然暴富,当时委内瑞拉的石油部长似乎有先见之明,他当时就作出这样的预测:“我们将因石油而倾家荡产”。他还给石油取了一个难听的外号“恶魔的粪便”。果不其然,到2001年,80%的委内瑞拉人生活在贫困中。后来,新的总统查韦斯上台之后,委内瑞拉的经济状况有多好转,但仍不乐观。
经济不乐观的根源
为什么有些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没有强大起来,反而很贫穷呢?经济学家用“依存性”的概念来说明这一问题。石油等自然资源只要拿到国际市场上就能轻易地卖出,不需要进行提高产量的开发,也不需要为了吸引消费者而展开竞争。赚钱既然如此容易,就会产生依赖自然资源的倾向,举国上下自然也就不再去勤奋创业、创造更大的价值了。
以委内瑞拉为例。自从石油成为委内瑞拉的主要出口产品后,委内瑞拉经济就被打上了石油的烙印,整个经济生活都是以石油为轴心而运转。委内瑞拉的工业发展严重依赖石油美元。国际市场上石油价格走高时,委内瑞拉获得大量的石油收入,从而政府得以推行庞大的发展计划;而当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下跌时,经济就可能受资金紧张的瓶颈制约,导致发展计划搁浅,甚至使经济发展陷入危机。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安定的政治环境也很难实现。当所有的人都对石油资源的支配权虎视眈眈时,内战一触一发。虽然委内瑞拉多年来没有爆发过战争,但非洲的尼日利亚就没那么幸运了,长期陷入内战和混乱之中,是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根据牛津大学的一项调查,在非洲,拥有石油的国家发生内战的几率达25%,反观无石油的国家只有1%。同时,西方大国对产油国的过分关注也增加了产油国政治不安定的因素。如果伊拉克没有石油,那么美伊战争可能也就不会发生了。
此外,西方石油公司开采石油,根本不顾及环保,造成土地和水源的严重污染。原先没有石油没开采的时候,尼日利亚百姓还可以种地、捕鱼,现在,环境污染,地里长不好庄稼、河里抓不到鱼,黑人的生活眼看着每况愈下。更不要说,石油资源被大企业垄断,统治者靠油钱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下层百姓却过着食不果腹的穷困生活。而且为了抢夺石油资源,国家内部内战频仍、种族冲突不断。
这也被称为“石油的波及效果”。因为石油产业是高度的加工工业,工厂绝大部分依靠机器运转,并不需要很多劳动力,而石油的生产和流通所必须的机械又大都在美国和西欧国家制造,因此产油国的劳动者基本没有机会从国家的石油大企业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这样下去,产油国家想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提高其他产业的竞争力也就很难实现。
在此举个反例,耐克如果在中国设立工厂,就会雇佣中国人来经营。虽然大部分的中国职员只是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但是耐克的先进管理经验也会被传授给部分中国职员,这些学习了耐克先进管理经验的中国职员,有人就会走出耐克成立新的公司,并最终发展壮大为耐克的竞争对手。这就是耐克工厂为中国经济带来的波及效果。
资源不是致富良药
不仅如此,一个国家其他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十分有限。南非共和国的钻石、印度尼西亚的原木、巴西的咖啡,长期以来都没有为国民收入的提高做出太大的贡献。煤炭资源最丰富的中国山西就是一个例子。
山西各种矿产资源丰富,其中,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分布广泛,煤质优良,品种齐全,埋藏浅,易开采,累计探明储量2500多亿吨,占全国探明保有储量的26%,素有“煤海”之称。然而山西富裕吗?山西老百姓富裕吗?山西无论在经济总量、抑或人均收入都排在后面。
并且山西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山西省每平方公里的污染负荷是全国的3倍多,人均烟尘、二氧化硫、工业粉尘等污染负荷指标高居全国之首;全省大小1000多条河流,80%受到污染,70%失去使用功能。山西省是全国水土流失最严重的省份之一,省内黄河流域年均输沙量占到整个黄河流域年均输沙量的23%,土地盐渍化和荒漠化面积逐年扩大,采煤造成的地质灾害频繁发生。
坐火车路过山西,透过车窗,车窗外的景象足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现在山西的状况甚至不如煤炭开发之前,再遥想没有煤炭资源的“晋商时代”,更是让人唏嘘一个依靠过度开采自然能源的省份,最终却没有把老百姓带上富裕之路,恰恰相反,山西陷入了难堪的困顿之中。
清朝的时候,山西可谓地瘠民穷,可是“穷则思变”,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代代晋商反而茁壮成长,把钱庄生意做到全中国,成为中国最早的银行家,整个山西富可敌国——没有煤炭资源他们才是真富裕。
在今天的世界上,这样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一些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国家,例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却飞速增长。天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其政治和经济体制往往比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来的更好。这样的对比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我国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是什么?
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国家实力的稳定上升。鉴于能源供应不足可能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障碍之一,能源安全在中国大战略中的地位悄然上升,并越来越成为中国战略考虑的重心之一。在全球化浪潮中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能源大市场中去,制定新的能源战略势在必然。由此,中国能源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能源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内保障供应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国际能源供求和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问题。
未来数十年里,全球油气资源供应充足,油气供需发展的总体态势会越来越安全,中国的积极参与可以改善和加强世界能源安全体系,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因此油气进口将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武器。从中国的角度看,利用国际石油资源是中国优化能源结构和确保能源安全的现实选择和必由之路,中国应该树立走出国门、分享国际油气能源的战略思想,加大利用国际资源的力度,以最终保证中国未来中长期的油气资源供应,增进能源安全。
建立稳定的石油安全机制
中国能源安全的基本方针是“大力开发两种资源,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即立足于国内能源资源,不能完全依赖国际市场的供应,其次要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国际机遇,积极参与和开发国际能源资源。无论从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环境保护的目标看,调整和改善中国长期以来煤炭在能源中占绝对优势的能源结构,促进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多样化都是中国可持续能源战略的必由之路。面对石油、天然气等优质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必然趋势,逐步增加石油进口以弥补国内供需缺口几乎已成定局。鉴于此,建立稳定的石油安全机制至为关键。我们强调,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海外市场的战略性石油投资,以此建立稳定的进口石油安全机制,实现平时中资油田向国际市场出售石油、特殊时期仅向中国市场供给石油的目标。同时,加强与产油区相关国家的合作,开辟稳定的能源供给新基地,确保油气资源来源的多元化,从来源上减少能源供应的脆弱性。
建立蛛网式能源战略通道
中国应下大功夫加紧蛛网式战略通道的建设,有效降低中国在海上石油运输被中断所导致的脆弱性,减少对西太平洋战略通道的依赖。在这个问题上,中外分析家都强调了输油管道的潜在战略利益。首先,加强中国南海石油的开发,并着手建设通往缅甸的石油运输管道。南中国海有石油资源235亿吨、天然气资源10亿立方米,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基地,中国应加强与东南亚相关国家在南中国海石油开发上的合作。其次,加强东北亚能源合作,建设东西伯利亚——中国——韩国——日本的天然气管道,以及西西伯利亚——中亚——中国——日本的石油管道建设;再次,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加强和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的能源合作。中国对中亚和俄罗斯能源资源的投资,能够为中国提供避开美国海军控制的航道的石油供应线,降低中国由于中东石油供应阻碍甚至中断所造成的脆弱,而且中国的陆上军事优势将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建设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到中国的输油管道,可以确保中国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从而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通道事关中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应不遗余力地建设蛛网式战略通道,并大幅度提高确保战略通道畅通的能力。战略通道建设将是一项投资大、风险大、见效慢的事业,应发挥中央政府在战略通道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以国家银行为主体的政府投资和融资体系,在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上应重点向战略运输通道建设倾斜,集中必要的财力、物力保障重点建设项目。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可以增进整体的能源安全,降低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建立互利的能源安全共同体。从油气进口国的角度看,中国能源安全战略的制定,必须考虑亚太其他能源短缺国家?穴尤其是日本、韩国?雪的需求。亚太地区在全球原油消费量所占比重基本维持在28%左右,但是,亚太探明石油可采储量仅占世界的4.2%,石油产量10.5%。中、日、韩都是世界主要消费大国,日本和韩国基本不生产石油,日本年进口量2亿吨以上,韩国年进口量1亿吨以上,中国2005年进口量也会超过1亿吨。目前三国进口均依赖中东地区。在激烈的石油市场竞争中,中国的石油安全越来越与这些国家休戚相关,应该加强与它们的能源对话,共同探讨解决地区油气短缺的方案与措施,避免区域能源冲突与恶性竞争。其次,从油气产地国的角度看,中亚、俄罗斯油气资源丰富,已经与中国开展了积极的能源合作对话。中国应该促使能源合作纳入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更加积极地促进中亚合作、参与远东能源开发,使得远东到中国东北的石油天然气管道成为连结中亚和东北亚的纽带,获得更大的安全系数。中国可以促动参与建立区域能源共同体,以促成包括中国、俄罗斯、日本、韩国、朝鲜、东盟国家、港台地区等在内的区域能源安全体系。其基本途径是:加强与东亚进口国的合作,争取共同开发周边国家如中亚、俄罗斯的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中东的油气资源,共同建设输油管道和战略通道,减少经济、政治风险。东亚能源安全共同体不仅可以解决能源的问题,亦可以此为契机解决其他战略问题。
适时建立石油战略储备
石油储备分为战略石油储备和商业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不承担平抑油价的作用,国家只有在石油供应中断等紧急时刻才会动用这一储备,在石油价格动荡的时候,相关企业也要在正常的周转库存外建立和增加相应的商业储备,作为对国家战略性石油储备的重要补充。战略石油储备具有商业储备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当国际石油供应突然发生中断或国际油价暴涨危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时,战略石油储备的动用往往具有抗拒风险、保障安全、平衡供需、抑制油价的功能。在平时,战略石油储备对稳定国际油价、影响石油输出国的政策及调整市场心态,亦具有不可忽视的静态威慑作用。概言之,战略石油储备是一个国家对应政治和军事危机的最重要工具,被视为减轻能源安全脆弱性的关键武器。作为一种防御性的威慑力量,战略石油储备的作用丝毫不次于核武器。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要求,其成员国拥有至少90天纯进口量的战略石油储备,这是加入该组织最为关键的条件。在全世界石油进口大国中,中国是惟一没有任何战略石油储备的国家。目前,中国的石油储备尚处于初级阶段,长输管线储存量为2-5天,铁路运输储存量为7-15天,水路运输储存量为15-25天,石油系统内部原油的综合储备天数为21.6天,都是生产性的库存,没有战略储备型库存。中国石油工业十五规划制定了“立足国内、开拓国际、加强勘探、合理开发,厉行节约、建立储备”的方针,首次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体系,以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保障国家石油供应的安全性。根据美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国家的经验,石油储备从开始建设到真正发挥作用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及早建立中国石油储备体系,可以减少经济代价,有利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动地位。专家建议,借鉴外国相关经验,应立法先行、合理确定规模、分区域、分步骤实施的方式逐步建立。
加强能源管理的制度建设
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关注国际影响,更应重视内部建设。中国需要一个综合协调的负责机构,统一协调能源决策。自1992年取消了能源部以来,中国没有一个单独的中央政府部门负责能源政策和管理事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能源局是目前处理能源问题的核心机构,下设综合处、石油天然气处、煤炭处、电力处以及新能源处,外加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直属的国家石油储备办公室。目前,与能源相关的管理、开发以及研究职能,分散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科技部、中国工程院等相关部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划分并不清晰。即使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内部,节能也不在能源局的管辖范围之内,而是归口环境与资源综合利用司负责。这不仅使得职能极度分散,而且往往在政策制定时“只见部门、不见国家”。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具有实际协调能力的中央能源主管部门,以便确立对能源安全、石油进口、天然气开发、电力改革、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整体协调。
style="font-size: 18px;font-weight: bold;border-left: 4px solid #a10d00;margin: 10px 0px 15px 0px;padding: 10px 0 10px 20px;background: #f1dada;">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耐心人士帮我说明一下 谢谢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特征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类型
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产生
泰国的金融危机事发于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首先是外汇市场的美元收缩冲击,使得泰铢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贬值,进一步影响了泰国的股票市场和金融体系,东南亚的金融市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捆绑经济,而且各国的货币不统一,在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上美元最终成为交易单位。间接的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创造了助动力。
所以,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来自于外汇市场的冲击,货币危机又成了金融危机的附属。
编辑本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 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原因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席卷泰国,泰铢贬值。不久,这场风暴扫过了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地。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一些经济大国的经济开始萧条,一些国家的政局也开始混乱。
那么,亚洲金融风暴爆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在观看了关于亚洲金融风暴的一系列报道和自己的研究之后,我找到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2.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3.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一:乔治·索罗斯的个人及一个支持他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因素:
“金融大鳄”“一只假寐的老狼”是对这个金融怪才的称谓。他曾说过,“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从亚洲金融风暴这个事情来讲,我是否炒作对金融事件的发生不会起任何作用。我不炒作它照样会发生。我并不觉得炒外币、投机有什么不道德。另一方面我遵守运作规则。我尊重那些规则,关心这些规则。作为一个有道德和关心它们的人,我希望确保这些规则,是有利于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的,所以我主张改变某些规则。我认为一些规则需要改进。如果改进和改良影响到我自己的利益,我还是会支持它,因为需要改良的这个规则也许正是事件发生的原因。”
众所周知,索罗斯对泰铢的炒作是亚洲金融风暴的导火线。他是一个绝对有实力,有能力的金融家,然而通过玩弄亚洲,来达到他获得巨额资本的目的显然是卑劣的。
二:美国经济利益和政策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成立预示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头号强国,有了危机感。他通过强大的经济后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一个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韩国,日本,台湾直至东南亚,都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这给亚洲一些国家飞速发展带来了经济支持。七十年代,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迅猛发展。
但是,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美国当然不允许亚洲经济继续如此发展,于是,他开始收回他的经济损失。对于索罗斯的行为,他是纵容的。
三:亚洲国家的经济形态导致:
新马太日韩等国都为外向型经济的国家。他们对世界市场的依附很大。亚洲经济的动摇难免会出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状况。以泰国为例,泰铢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要买卖不由政府来主宰,而他本身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量,面对金融家的炒作,该国经济不堪一击。而经济决定政治,所以,泰国政局也就动荡了。
·启示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编辑本段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全球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在金融危机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它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市场的魔术”——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编辑本段新世界性金融危机
未来两年将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为什么未来世界将出现新型的金融危机呢?这要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近十年来金融业发展的基本格局谈起。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 ,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 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十年前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目前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总之,新一轮金融危机的风险已经来临,全速前进的中国巨轮必须考虑到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冲击,把握机遇,化解风险,我们的经济发展航程将会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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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金融危机肆虐,国际格局大变动,国际秩序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和能源企业利用时代发展的新机遇,化解国际社会出现的新挑战,能源外交有声有色,能源国际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总结今年中国能源外交面临的新机遇新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金融危机对部分能源资源国造成严重冲击,资源国的强势地位相对下降。
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生产大幅下滑,东欧、独联体等国家经济增长也急剧减速,就连新兴发展中大国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世界经济的大面积滑坡导致国际市场石油需求明显下降,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供大于求的情况。
与此同时,多个资源国的金融系统陷入困境,投机大宗商品的风险增大,利润减少,致使金融资本大规模抽离石油市场,国际油价波动幅度明显加大。能源金融因素的重大变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能源资源国出口收入锐减,同时,由于能源资源国一些大型国有公司,近年来盲目借贷扩张,特别像俄罗斯这样独立的石油输出国,巨额债务缠身,在石油出口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资金链发生断裂,因而陷入严重的资金短缺危机,导致开发投资萎缩,剩余产能减少,股值大幅贬值,有些公司为了还债不得不压价出售资产。
虽然最近两个月国际油价大幅反弹,但能源界普遍认为,这种反弹并非供需失衡所致,事实上,石油供应和需求库存等仍然温和看跌,本轮反弹实际上是投机资本在对世界经济危机即将触底反弹的过分乐观预期趋势下,看涨石油期权重返国际石油市场,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所导致的。专家预测,今后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仍有可能继续走高,但持续高涨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世界经济是否已经见底,能否避免长时间的谷底徘徊,现在很难预料,另一方面,世界各国加强对金融投机监管的呼声高涨,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空间明显缩小,国际石油市场再次出现剧烈震荡的危险性有可能降低。
上述情况导致能源资源国在近年高油价条件下不断强化的强势地位明显下降。尽管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国际石油市场不再是卖方市场,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资源国要回复上年咄咄逼人的气势十分困难。
这种情况显然有利于能源消费国的能源安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充分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以及深化国际能源合作,一方面大幅提升了国家的能源安全水平,另一方面给资源国能源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说,中国的举措,具有双赢和多赢的性质,这是新的形式第一点。
第二,气候变化问题凸显,成为国际合作的新焦点。
与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同时,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视大幅增高。气候变化成为大国关系、南北关系的重大课题,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新焦点。世界各国节能减排的呼声强烈,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寄予厚望。因为温室气体的排放,80%都跟人类能源活动密切有关。所以,世界各国都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关注重点放在了采用节能技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上,放在了开发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能源问题上。
于是,一场新的能源革命,一场低碳经济革命,一场绿色产业革命蓬勃兴起。在这场革命中,美国政府率先推出了能源新政,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刺激经济计划也都高度重视能源产业结构的调整。无论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能否就减排量化指标问题达成妥协,它对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久的将来,新能源完全可能以人类意想不到的速度取代世界经济对一次能源的部分需求,我们可以设想对石油等化石能源的需求即使减少百分之十几,也不会对国际石油市场产生极大的冲击、极大的震撼,从而可能大大缓解石油供需的矛盾,引起国际能源格局的重大变化。
这种情况有利于世界能源的安全,对能源需求大国中国来说,更是一种福音。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能源成本因此有望大幅降低,如果中国能在新能源革命中争取到主动,国家的能源安全受制于他人的状况会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第三,中国的崛起势头强劲,应对危机表现突出,在国际能源关系中地位有所增强。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源需求持续旺盛,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必将继续占据战略买家的地位,任何国际能源主体都不能不重视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从而渴望大幅度扩展中国的能源外交空间。中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世界主要能源国普遍看重中国的投资能力,这种情况有望为中国增强在国际能源市场地位,加强以资源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合作创造新的条件。
中国应对金融危机措施坚决,化危为机,成效显著,表现突出。有望率先走出危机,而率先走出危机赢得的主动地位,有望为中国对国际能源关系的运筹提供有利的支撑。
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普遍看好中国,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有望大幅增强中国在现行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为中国开展更具活力的能源外交提供新的依托。
上述这三个方面的有利因素对中国能源外交的运筹已经并将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战略石油储备的建立,商业石油储备的充盈,能源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海外资产并购力度的加大,陆上油气管道建设的突破,长期石油供应合同的签订,能源领域全面合作的战略都是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发生的。
然而,我们在看到有利条件的同时,必须重视不利因素的存在。
例如: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境外能源资源的依赖度还在增大,至少在2030年对化石能源的需求难以减少,势必影响到国家能源安全的维护。
再如,中国在能源金融领域的运筹能力有限,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投机资本操纵能源市场方面缺少经验。势必增大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代价和成本。
还有,中国在现行国际能源秩序中可能长时间处于一种弱势地位,中国维护能源安全可能面临着重重困难。
基于以上有利和不利因素的分析,我认为中国能源外交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首先,要加紧后金融危机时期能源战略的谋划。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受到的冲击相对较轻,应对危机的思路对头,措施得力,因而完全有希望率先赢得走出危机的先机。充分利用这一先机的前提是,切实做好具有前瞻性的后金融危机时期的能源战略谋划。要分析金融危机对世界能源形势的影响以及危机过后我国在世界能源格局地位中可能的变化,既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又要立足于现实国情,既要确立明确的战略目标战略战略布局和战略重点,又要制定各领域各阶段实施方略和具体举措,从而指引各个能源合作主体开展纵横捭阖的能源外交,深化多方位的国际能源合作,特别下大力推动我国周边区域和次区域能源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其次,要大力推动新的国际能源金融秩序的形成。在推动新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形成方面,特别要关注国际能源金融秩序,要充分认识金融因素对国际能源关系的重大影响,研究这种影响,寻求利用其积极方面规避其消极方面的有效途径,建议从扩大本地结算比例入手,逐步形成新的一揽子货币结算体系,充分利用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加大对境外资源开发、周边油气管道建设的投资力度,贷款换石油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第三,要力争在绿色产业革命中走在世界前列。新能源技术是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技术,是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新的经济繁荣的重要引擎,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钥匙。谁率先掌握了新能源技术谁就有希望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成为世界经济革命的领头羊。我们应当从本国国情和长远利益出发,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措施,争取在这项革命中走到世界的前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重视传统能源安全问题。在新能源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而且在中短期内难以规模化利用的情况下,我们对一次能源的利用难以有实质性减少。因此,必须抓住后金融危机的有利时机,强化国家的传统能源安全,与世界主要油气资源国建立更加广泛的战略合作关系,尽可能多的并购油气资产,以确保我国长期而又稳定的油气供应,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能源资源的战略属性日益突出,国际能源合作越来越离不开外交运筹,离不开对对象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安全环境等宏观环境的研究,以及机动灵活的外交运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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